1937年，在南京被国民党关押了4年多的陈独秀被放了出来，得知国共已经合作，想到被国民党杀害的两个儿子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想重回党内，在收到一人的答复后，抱憾终生。
听到“合作”这两个字，陈独秀心里是什么滋味？恐怕没人能完全体会。
作为一个父亲，他这辈子最骄傲也最心疼的，就是他的两个儿子——陈延年和陈乔年。
当年，他虽然对儿子们要求极严，甚至显得有些冷酷，但看到他们投身革命，他心里是欣慰的。可结果呢？1927年，大儿子陈延年在上海被捕，面对国民党的屠刀，他傲然挺立，最后竟然被刽子手乱刀砍死，年仅29岁。
不到一年，二儿子陈乔年也在上海龙华就义。临刑前，乔年留下一句话：“让后代享受人类应有的权利，这就是我们的愿望。”那一年，他才26岁。
如今，陈独秀出狱了，国民党居然成了“盟友”。作为老爹，他看着南京街头那些穿着国民党军服的人，再想到自己那两个连尸骨都找不着的儿子，心里的那股五味杂陈，真是没法跟外人说。
这就是历史的荒诞和残酷。他恨国民党吗？恨到了骨子里。但他更清楚，现在大敌当前，如果不合作，国家就没了。这种家仇与国恨的交织，成了他晚年凄凉心境的底色。
出狱后的陈独秀，成了各方拉拢的对象。
蒋介石想让他出来做官，给他个“劳动部长”当当。陈独秀冷笑一声，直接回绝了：“蒋介石杀了我两个儿子，还想让我给他干活？”
其实，陈独秀内心深处，是想重回党内的。
虽然他因为“托派”问题被开除了党籍，虽然他脾气倔得像头驴，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，他这个“老家长”还是希望能回到自己亲手创建的队伍里，为抗战出点力。
当时，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也是欢迎他回来的。毕竟，他是“五四运动的总司令”，是党的创始人。于是，延安方面通过在武汉的董必武等人，向陈独秀传达了三个条件：
1.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，并公开声明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。
2.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。
3.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。
客观地说，这三个条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，并不算过分。特别是第二条和第三条，陈独秀本身就是支持抗日的，完全没问题。
问题出在第一条上。
陈独秀这辈子最看重的是什么？是尊严和独立的思想。他承认自己在某些观点上和延安不一致，但他认为那是学术和路线争论，不是背叛。要他写检讨、公开认错，对他这种性格的人来说，比杀了他还难。
而真正断了他归路的人，是当时刚从苏联回来的王明。
王明为了在党内树立权威，开始大肆攻击陈独秀。他不仅坚决反对陈独秀回归，还丧心病狂地在报刊上发文章，指责陈独秀是“日本特务”、“每月拿日寇300元津贴”。
这一下，彻底捅了马蜂窝。
陈独秀看到这些报道后，肺都要气炸了。他一生清正廉洁，即便穷得揭不开锅，也没拿过敌人的半个子儿。他可以接受政见不合，但绝对不能接受人格侮辱。
他给新华日报写信辩诬，要求公开调查。然而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王明的权力正如日中天，这份答复和这种诬陷，直接堵死了陈独秀重返延安的大门。
从此以后，陈独秀心灰意冷。他发表声明：“我不代表任何人，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。”
他开始流亡。从南京到武汉，最后到了重庆附近的一个偏僻小城——江津。
晚年的陈独秀，日子过得极其清苦。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钻研小学，写他的《小学识字教本》。那个曾经在天安门广场挥斥方遒的英雄，现在只能缩在阴暗潮湿的民房里，靠朋友的接济度日。他常常想起自己的儿子，想起自己亲手点燃的火种。他知道自己被时代抛弃了，但他依然不肯低头。
1942年5月，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去世。临终前，他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，只有满心的抱憾。他遗憾没能看到抗战胜利，遗憾没能亲手给儿子报仇，更遗憾自己亲手种下的那棵大树，最后却找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阴凉地。
陈独秀的悲剧，既是他倔强性格的必然，也是那个残酷时代的缩影。他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，却投身了最不纯粹的政治斗争。他能点火，却无法控火。
他这一走，带走了一个时代的孤傲。而那两个在上海血泊中倒下的年轻人，则永远留在了二十多岁的年纪。父子三人，用不同的方式，在这个国家的史册上刻下了最深刻、也最令人唏嘘的一笔。
如今我们再谈起陈独秀，不应只看到他的功过是非，更应看到一个老人在乱世中的那份坚持和孤独。他未必是一个合格的政客，但他绝对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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